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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从宋元到明清千年瓷器的对外文化交流

发布日期:2019-08-07 08:16   来源:未知   阅读:

  中国的瓷器,同丝绸和茶叶等,通过陆海两条通路,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这两条陆海通路,被称作“丝绸之路”,又被称作“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从宋到清,千年以来,在一带一路上,瓷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本文按照历史演进轨迹,分作宋元、明代和清代三个时期,做简略叙述。

  *文章节选自《御窑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4)。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东西之间,已经开通。玄奘西行,鉴真东渡,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本书《御窑千年》,因以北宋为时间起点,故本节叙述从宋元到明清,千年瓷器的对外文化交流。

  两宋都是半壁山河,南北分治,北方通往西域的陆路通道,先被辽、后被金、此外被西夏所掌控,由是海上通道,更为通畅活跃。两宋帝国,文明昌盛,陶瓷发达。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经运河,到淮安,达扬州,出长江,进东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经浙东运河东行180公里,到今宁波,进入东海,或从泉州、广州,或从钦州出海。海路,往北可达朝鲜、日本;往南经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从马六甲,入印度洋,经阿拉伯,进地中海。这个时期,社会生产进步,航海技术发达,中外交流,盛况空前。

  北方辽或金,从燕京(今北京市)向西,出玉门关,经新疆,有三条陆路可通中亚、西亚以及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商人、僧侣,年复一年,往来不绝,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运往西方,也把中国文化和技术传播到西方,同时吸纳外域的物产和文化东来。

  两宋时期,中国的海上航行技术、海外贸易,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主要特点:

  一是船坚抗风——船体用木板榫卯接合,以桐油和麻丝等做成油灰腻缝,结合严密,船体坚固;船舱内分割为若干舱位,如个别舱漏水,也无倾覆之虞。中国水手会利用季风,借风、抗风,扬帆远行,航程辽远。南宋广州商船出口瓷器情况,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载:

  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二是船大行远——造船的龙骨和船舵大有进步,运用指南针,以罗盘定位,并有航海图,由此传到阿拉伯人海船,再传到欧洲等地。宋代船舶大者可载重300吨,乘坐五六百人。中国海船远航,把大量的丝绸,特别是中国瓷器,运往所到之处。宋代赵如适《诸蕃志》记载,宋瓷运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非洲今坦桑尼亚。有学者认为,从宋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可称作“海上瓷器之路”,此论有水下考古作出印证。

  以“南海一号”为例。1987年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南约20海里上下川岛海域,在古海上瓷器之路航线上,发现南宋初的一艘沉船,位于海面下27米深处,被2米多厚泥沙覆盖,后定名为“南海一号”。先后后经多次水下考古试掘。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船长30.4米,宽9.8米,高约4米,排水量600吨,载重近800吨。寻将沉船、文物与其周围海水、泥沙按照原状,总重约3000吨,一次性吊浮起运,整体平移到在海陵岛十里银滩上,新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存放保护展示。“水晶宫”是一个巨型玻璃缸,其水质、温度、环境都与沉船所在海底实况近似。“水晶宫”内建造两条长60米、宽40米的水下观光走廊。我曾有幸参观,留下深刻记忆。经过数年保护整理,计有南宋瓷器30余种、6万余件,这些沉没海底800余年的瓷器,大多完好,品相如新,许多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瓷器,主要有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浙江龙泉青瓷、广东德化白瓷等。据介绍,与这些瓷器年代、工艺相当的一个瓷碗,此前在美国卖出数十万美元,而这里却是整船、成批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船中还有阿拉伯风格的瓷器,如仿银器瓷碗、盛手抓饭的大瓷盘等。这些被认为是海外“来样加工”的外销瓷。这艘“南海一号”是世界航海史上迄今发现的沉船之中,年代最早、船体最长、保存最好、文物最多的远洋贸易商船,是“海上瓷器之路”的一颗珍珠,为“海上瓷器之路”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

  蒙元一统,格局巨变。蒙元帝国建立及成吉思汗分封子孙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尔汗国,元朝经常同四大汗国联系,大力发展陆上与海上的贸易,把亚欧大陆,海上陆上,连成一片,极大地促进了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交通运输更加发达,人员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交往增加,而阿拉伯文化在中古世界,对融会、沟通东西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从陆路来说,驿站交通,布局完善,遍及中国,横布欧亚。考古发掘,提供证据。新疆霍城(阿力麻里)元青花凤首壶、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元青花蒙古包、甘肃武威元青花高足碗、内蒙古黑水城元青花碎片、内蒙古集宁古城出土元釉里红玉壶春瓶、西安元青花人物图匜等,丰富多彩,价值非凡。

  从海路来说,高桅巨船,航行海洋,通达四方。今宁波、泉州、广州、钦州等是中国“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起点。而当时海上运送的瓷器,则有多地展示的瓷器和瓷片,以及许多博物馆的瓷器藏品提供史证。航海家汪大渊曾两次附商船航行,其“舶货”中有瓷器,留下《岛夷志略》。书中记载,元代瓷器等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90余条,涉及众多地名。瓷器品种有景德镇青花瓷、龙泉(处州)青瓷等,遍及东洋、西洋诸国。所及包括今爪哇、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地区。另一位航海家亦黑迷失,奉命先后5次远航,海上活动达20余年,他所携带的瓷器,为中外文化交流增添光彩。泉州出土的石碑,其碑文记载他奉使出航“火鲁没思”。经专家考证,“火鲁没思”就是“忽鲁谟斯”,即今阿曼湾与波斯湾交界处的霍尔木兹地方。

  2014—2015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有关方面,在印度西南奎龙港口(Kollam Port),挖出水下文物万余件,包括500多件中国瓷器残片。

  中国商船沿阿拉伯海西航,到达波斯湾、亚丁湾、红海、非洲东岸。在埃及库赛尔港口,出土了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在肯尼亚出土不少元代景德镇瓷器。其安哥瓦纳古城遗址,也出土元青花瓷,数量很多,种类丰富,时间延续,直到明朝。

  瓷器之路在明朝,出现了新的特点:总的说来就是:南北通、东西通。《明史·外国传》记载,明朝同87个国家和地区有外事交往。同期,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此期,东西交流,实属空前。具体说来,明朝出现永宣、嘉万、天崇三次高潮。

  永乐宣德时期 中国烧造出“青花间装五色”的五彩瓷器。精美中华瓷器,受到域外喜爱。

  先说南北。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高丽大将李成桂取得政权,请明朝赐以国名,明太祖朱元璋说:

  从此,朝鲜取代高丽,成为其国国名;朝鲜成为明朝藩属国,其国王受明廷册封。永乐帝即位后,派太监亦失哈到黑龙江入海口处的奴儿干(庙街),树碑建制,并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外兴岭以南、大兴安岭以东到大海的土地。明朝往北的交通——海路从蓬莱或明州(今宁波),北行达朝鲜、日本;陆路,由南京或北京北行到达奴儿干。往南,达南海,直至曾母暗沙。

  再说东西。明代郑和(1371—1432),先后七下西洋,发展海上通路,进行文化交流。第一次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明史·郑和传》记载:

  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郑和一行自苏州太仓浏家港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占城等地,两年后返回。后进行六次,云帆万里,远航重洋,达东非今马达加斯加。郑和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上,第一次舰队最大、人数最多、航程最远、影响最巨的航行,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壮举。

  郑和下西洋路线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丝绸、瓷器、茶叶等献给所到之处的国家首领、部落酋长,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记录所到5国进行了瓷器贸易。同样跟随下西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瓷器28处,并指出用青花瓷交易的国家有9处。郑和船队用青花瓷等与暹罗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流与交易。永乐二十一年(1423),出现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遣使1200多人到北京朝贡的盛况。明代无论是禁海,还是开海,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欧洲的民间贸易始终不断。

  2010—2013年,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联合,发掘肯尼亚沿海21处古代遗址,在该国马林迪王国都城马林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文物20多万件,其中二遗址出土中国瓷片500件(片),有江西景德镇青花瓷、浙江龙泉青瓷等。在马林迪附近曼布鲁伊村遗址发掘中,出土景德镇永乐官窑青花瓷和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等。在肯尼亚拉姆岛上,存有用中国古青花瓷片装饰的门框,令人为之一震。这与郑和航海年代相吻合。此前,《纽约时报》记者曾采访肯尼亚一位黑人,他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且可能是郑和下西洋人员的后裔。

  再举两个例子。如撒马儿罕国首脑不断向明廷进贡狮子,以求获赐瓷器。又如,1499 年(明弘治十二年),达·伽玛率领葡萄牙舰队,从印度返回里斯本后,将中国瓷器带回葡萄牙,献给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和王后伊莎贝拉。是为葡萄牙文献最早提到的中国瓷器。在里斯本桑托斯宫的天花板上,镶嵌261件中国青花瓷。有学者认为,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沿海之后,景德镇就出现青花瓷外销。

  明朝中叶嘉靖万历时期,倭寇猖獗,海上通道,受其阻隔。戚继光等率军抗倭,取得胜利。海上航行,重新畅通。尔后,西方商人、传教士、探险家等,乘船扬帆,纷纷东来。

  对内的瓷器传布。明代瓷器大量从北京运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据明人记载,来自西域、蒙古、女真等贡使,在返回本部时,所装瓷器多至数十车,高至三丈余。《万历野获编》记载其包装方法是:

  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

  明代瓷器,大量出口。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人袭击葡萄牙船,得到中国瓷器约60吨。后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买了一套餐具。据《荷兰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运往荷兰的瓷器,万历四十年(1612)有38641件,万历四十二年(1614)有69057件,两次共107698件,数量之大,实在惊人!可见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盛况空前。

  以“南澳Ⅰ号”为例。南澳岛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南澳岛),此为泉州港到南洋航船必经之路。2007年有渔民在作业时,无意中发现一艘古沉船,后定名为“南澳Ⅰ号”。船长27米,宽7.8米,共有25个舱位,是迄今为止发现明代沉船里舱位最多的一艘。考古勘探资料证明,水深约27米,船体大部被泥沙覆盖沉船保存较好。2009年发掘,到2010年7月9日,经过盘点:“南澳Ⅰ号”共出水文物10241件,其中瓷器9711件,多产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如万历青花仕女大盘、青花“义”字大盘、青花海马纹大碗及套装粉盒等。也有漳州平和窑的克拉克瓷瓷器,还有景德镇产的彩釉瓷器。瓷器的主要类型包括青花瓷盘、碗、碟、罐、瓶、钵、杯等。出水青花瓷器中,有一件高约30厘米、腹径约20厘米的青花大罐。“南澳Ⅰ号”为“海上瓷器之路”又了提供历史证据。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船上装有约10万件万历时期青花瓷器。这批瓷器后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欧洲。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中国生产的这种外销青花瓷,其装饰画常构成一朵花瓣形图案,并在其中添加各种纹饰。由于运载这种瓷器的大帆船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作“Caraack”,转成英语为“Kraak”,因此这种瓷器被欧洲人称之为克拉克瓷。

  明朝天启崇祯时期,海上航行完全打通,东西交往频繁。有数字显示,出口海外瓷器,崇祯九年(1636)达259380件,崇祯十二年(1639)竟达366000件。后来青花五彩瓷器大量供奉欧洲君庭,成为宫廷新的装饰品。

  中华外销瓷器,远达非洲地区。如在非洲17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地点,先后发现中国古瓷遗址或遗存,散布地域广阔,数量庞大惊人。在非洲出土中国瓷器各遗址中,几乎都发现有明代青花瓷器。

  明朝青花瓷器,影响欧洲绘画。威尼斯画家贝利尼和提香把两件明代青花,绘入名作《诸神之宴》。在这幅世界名画中,绘有两件色彩绚丽的明弘治青花瓷器。画中男子头顶的缠枝莲纹折沿青花瓷盘,应是景德镇产品;画中女郎手捧明青花大碗,内壁为如意纹,外壁为缠枝莲花纹。这与景德镇珠山出土的弘治官窑青花碗极其相似。这幅世界名画现存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明末清初,战乱不已。从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凡40年。而后,海禁重新开放,国家基本安定。中西文化交流,出现新的态势。晚清外国在北京设立29个使领馆,中西方文化交往出现新特征。中国瓷器外销,有学者估计:在17世纪,从1602年(万历三十年)到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的80年间,运往欧洲的瓷器约有1200万件;在18世纪,运往欧洲的瓷器约有2500—3000万件。总之,陆海两路,远播四方。

  陆上瓷器之路方面, 盛清版图,空前统一,满、蒙、疆、藏、台,都归属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丝绸之路”的陆路,在西域完全打开:自北京经西安,穿过河西走廊,到哈密、吐鲁番,再分作三路——南路,绕经塔里木盆地南缘,过和闐(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喀什噶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中路,自吐鲁番,经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噶尔,到撒马尔罕;北路,自吐鲁番,经天山北麓,过惠远(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再分作三路——南路,沿伊塞克湖南缘,到撒马尔罕;西路——沿伊犁河谷西行,到巴尔喀什湖,再西往伏尔加河;北路,经塔尔巴哈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阿勒泰,到俄罗斯、外蒙古、哈萨克斯坦。新疆的“丝绸之路”,通达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进入欧洲,达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地。此期,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海上航行,往返穿梭,航行全球。

  海上瓷器之路方面,在南海地区,我国西沙群岛永乐岛沉船中发现瓷器133件(片);在东南亚地区,冲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等都有出土或藏品。

  在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宫廷生活,丰富多彩。他喜爱中国瓷器,尤其喜欢青花瓷。他不仅收藏大量中国青花瓷,而且把青花瓷做宫廷装饰。为赢得情人蒙德斯潘的高兴,模仿中国园林的园艺,在凡尔赛宫建造特里亚农瓷宫,收藏华瓷。这座瓷宫,有三组亭式建筑,每层檐翼,悬挂响铃,园内瓷宫,陈列瓷器——许多景德镇青花瓶等,彰显中国风格。此风一开,各国君主,王公贵族,争相效仿。1680年(康熙十九年),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了耶稣会传教士,其后法国入华传教士对中国瓷器风格和珐琅瓷器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路易十五时期,尽管法国财政拮据,也要购买景德镇瓷器。其情人蓬巴杜夫人珍藏中国文物,钟情中国艺术。1738年(乾隆三年)成立塞夫勒陶瓷厂,后成为皇家陶瓷厂。1765年(乾隆三十年),该国发现高岭土,借鉴迈森制瓷工艺,模仿景德镇瓷器,烧造素瓷雕塑。蓬巴杜夫人亲自督导瓷器生产,大量采用中国纹饰图案,形成了蓬巴杜纹饰,深刻影响了法国时尚潮流。

  在英国,1730年(雍正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瓷器51.7万件。〔8〕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英国向清朝定购瓷器达80万件之多。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华瓷,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华瓷。布列顿东方宫殿,是乔治四世居住的别墅,他定做了几件中国嘉庆青花五彩七级宝塔,高276厘米,在六面塔座上,绘画中国风景,塔檐、塔身,或绘画、或镂空、或镶嵌,富丽堂皇。

  在葡萄牙,贝纳宫多处厅室墙面贴有青花瓷砖。构图如中国开光装饰,开光内绘山水人物,外用花卉装饰。皇宫外墙同样用青花碎片组成图案,充满淡雅的东方情调。葡萄牙一处旧王宫,金字塔形天花板嵌满261件中国青花瓷,青花雅丽,令人羡慕。

  在东欧,有意思的是腓特烈·奥古斯特(1670—1733),为萨克森选侯,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当选为波兰国王。他一生最大的开支,一是战争耗费,二是购买瓷器。据记载,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奥古斯特二世以600名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帝国腓特烈·威廉一世127件中国瓷器。为收藏和陈列中国瓷器,他购置了陆军元帅费烈米克的官邸,扩建为宫殿,收藏瓷器。他说:我没有任何疾病,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太爱瓷器。他逝世后,留下35798件精美瓷器,多为景德镇烧制的瓷器。他喜爱中国瓷器,如痴如狂,各国贵族,争相效仿。

  在北美洲,虽远隔重洋,但美国总统华盛顿,喜欢中国瓷器,有有自己专用的华瓷餐具。

  此外,在土耳其第三大城市安塔利亚市,2015年举行20国集团领导人第10次峰会。据报导:安塔利亚市博物馆珍藏着上万件中国青花瓷器。

  还有,在非洲埃塞俄比亚马里岛的古老教堂,珍藏中国明代的瓷罈,被视之为镇堂之宝。

  以“碗礁Ⅰ号”为例,水下考古新获,再做生动史证。“碗礁Ⅰ号”沉船位于福建省平潭县(平潭岛)——由126个岛屿和近千个礁组成的海岛及其海域。先是,渔民在一无名礁水下打捞出瓷碗,因名其为碗礁。2005年,渔民在碗礁水域深约10米地方,发现有一艘沉船掩埋在泥沙中,后定名“碗礁Ⅰ号”。同年进行抢救性发掘,百天之中,五遇台风,力战困难,发掘成功:是清代康熙时期沉船,船上发现几摞完好无损青花大瓷盘55件,还有一件高60厘米的将军罐,以及葫芦瓶等,色泽艳丽,光洁如新,累计出水瓷器17000余件,含50余种器型,100余种纹饰,多为康熙时期景德镇民窑烧造的青花瓷,有盖罐、粉盒、花觚、笔洗以及尊、炉、碟、碗、杯、盅等,并有少量青花釉里红、五彩瓷等。“碗礁一号”为“海上瓷器之路”再提供历史证据。

  山东烟台蓬莱墟里遗址,发现清代中晚期的沉船。2009 年采集的瓷器主要是青花,如碗、盘、杯、碟、罐以及五彩盘等。根据出水瓷器特征判断,沉船遗址为清代中晚期,产品来自景德镇等地。

  总之,在千年历史的瓷器之路上,中国瓷器成为中华文化的友善代表、国际文化交流的诚信使者。

  瓷器之路的千年历史表明:以往瓷器之路辉煌,今后瓷器之路宽广。中国创烧的瓷器,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仅是一条颜色锦绣斑斓的彩带,而且是一座跨越四洲三洋的津梁。瓷器、china,china、瓷器——优美动人故事,一代传一代、一地接一地,讲下去,传开来。

  御窑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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